唐修 《晋书》 是二十四史中惟逐个部设有载记这一体例的史书。今存唐修《晋书》包括帝纪十卷开云体育，志二十卷，传记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可见载记在通盘这个词《晋书》中有着至极的重量。稍晚时辰的刘知幾对于唐修《晋书》摄取载记这一体例至极颂扬，在《史通》里，他赞好意思谈: “唯《东不雅》以平林、下江诸东谈主列为载记。顾自后作家，莫之遵效。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握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当代则有学者合计: “《晋书》以 ‘载记’ 之体记述十六国史，融伪史入正史，赋存着史家对十六国历史简直定。”《晋书》树立载记这一体例，标明了唐初史家简略凭据史事的特色在史书体例上进行稳健的转念，单纯从史书编纂的技能角度来说是值得赞扬的，但要是以当代史学不雅念为圭臬，则《晋书·载记》在正宗不雅等方面的稀奇兴味拦阻高估。
一 南北朝时期对于两晋正宗地位的分歧
南北朝时期，南北两边对于两晋政权的正宗地位存在着意志上的分歧。北朝诸政权只承认西晋的正宗地位，而不承认东晋的正宗地位; 而南朝诸政权则对两晋的正宗地位都赐与承认。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都、梁、陈诸政权认同西晋的正宗地位自无需多言，而北朝方面亦认同西晋的正宗地位。北魏孝文帝时期，曾有过对于北魏正宗传承问题的扣问，据 《魏书》 纪录:
张开剩余94%［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睿，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 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布告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 “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布告丞李彪等二东谈主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
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迂腐，天命在我。故因华夏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天子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斯。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度积德修长，谈光万载。彪等职主东不雅，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
从上头这段材料不错看出，北魏合计我方的正宗当是连结自最近的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晋，天然也等于承认了西晋的正宗地位。成书于北都时期的《魏书》，一样也承认了西晋的正宗地位。《魏书》中相干前凉管辖者的纪录，其篇名是《私署凉州牧张寔传》，而莫得使用张寔之父张轨来定名，但纵览前凉政权的历史，张轨才是前凉政权真实的奠基者，在唐修《晋书》 中，相干前凉管辖者的事业亦然以 《张轨传》 开篇。
魏收这一作念法，体现了北朝方面承认西晋的正宗地位。张轨是在 “ ( 惠帝)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况且晋愍帝时期亦曾 “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同期张轨亦病逝于晋愍帝时期。不错说，张轨在凉州的职位是获得西晋朝廷承认的，而北朝方面又承认西晋的正宗地位，因此在魏收看来，张轨天然不行加以 “私署”二字。
相比于西晋，对于东晋正宗地位的认定，南北诸政权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
南朝诸政权乃是自东晋一齐传承而来，天然确定东晋乃是正宗所在，而在北朝方面，东晋的正宗地位却并不闲散。魏收《魏书》立有《僭晋司马睿传》，并对建立东晋的司马睿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胪陈，他叙述谈: “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东谈主。初为王世子，又袭爵，拜散骑常侍，频迁射声、越骑校尉，左、右军将军。从晋惠帝幸临漳，其叔繇为成都王颖所杀，睿惧祸，遂走至洛，迎其母俱归陈国。”周一良先生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通过比对，合计此段材料当是魏收改写自孙盛《晋阳秋》中的某些纪录。
后世许多史家因为这段记述情节瑕玷，演义家之言的色调过于浓厚，进而对魏收多有月旦，但对于魏收来说，聘请这段材料却有着至极遑急的兴味。魏收通过这段材料，将司马睿扼杀出了司马氏后裔的行列，而这样一来司马睿南渡政权所打的晋室正宗的旗子天然不攻自破，司马睿在建康所重建的晋并不是真实的晋室。在魏收看来，阿谁有着正宗地位的晋室早已跟着愍帝与怀帝的遇难而驱逐，冒姓司马的司马睿果然敢以晋室自称，无疑是僭越，东晋天然亦然僭晋。而北魏再行巩固了晋室 ( 西晋) 在朔方留住的乱局，正宗地位也因此天然则然地传递到了北魏。
二 唐初对于东晋正宗地位简直定
隋唐截至南北浊世后，这种南北对立的正宗不雅念无疑失去了存在的期间环境，而唐初规模雄壮的官方修史举止，也为这一时期的史学正宗不雅定下了基调。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诸多史书中，《晋书》无疑是极受初唐官方爱好的一部史书，除了由重臣房玄龄挂名监修外，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亲身为西晋时期的司马懿、司马炎、陆机以及东晋东谈主物王羲之提笔作念论赞。唐修 《晋书》将晋史的起始设定为司马懿，而驱逐则定位于刘裕受禅建立刘宋，其所涉内容囊括西晋与东晋，因此这部被称为 “御撰” 的《晋书》不错视为唐代官方对于东晋正宗地位的认同。
稍晚于唐修《五代史》成书的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在其断限上也特出了东晋的地位。在《北史·序传》中李延寿自言: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不雅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都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传记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传记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
就此八代，而梁、陈、都、周、隋五书，是贞不雅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过剩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鄙见。虽则疏野，远惭前贤，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备。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 勘校粗了。既撰自利门，不敢寝默，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谨言。
在这段自序中，李延寿对于《南史》与《北史》的叙事鸿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北史》以北魏谈武帝拓跋珪的登国元年为起始，以隋恭帝的义宁二年为下限。至于《南史》，李延寿将宋武帝刘裕的永初元年定为运行，陈后主的祯明三年定为截至。
值得安谧的是，杨隋这个截至数百年分裂阵势，妥洽南北的大一统政权却被李延寿与北魏、北都、北周等只占有朔方的政权一谈放入了《北史》的叙事鸿沟。李延寿这样作念一方面有为了凸显 “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这一政权传承端正的考量，但另一方面将大一统的隋与只占有朔方的北魏、北都、北周稠浊口角，本色上是裁减了隋的地位，而反过来则体现了最终取代杨隋且同为大一统政权的李唐政权的地位。
金毓黻先生对于李延寿以隋入《北史》的举动也有一样的看法，他合计: “尝谓三代以下，汉、唐为盛，而汉之前有秦，唐之前有隋，皆是以为其妥洽之前驱。隋建国未久，即灭陈而妥洽南北，不得侪于南北朝相持之七朝，而李氏必以列入《北史》，何也? 夫陈氏《三国志》，称曹魏为《本纪》，是以明晋统，李氏 《北史》，侪隋代于七朝，是以尊唐宗，皆所谓专门为之，不协于推敲之公者。”
但与将杨隋入《北史》相背，在《南史》中，李延寿将一样也只具有南边半壁疆土的东晋扼杀在外，笔者合计李延寿此举乃是将东晋与大一统的西晋相提并论，本色上举高了东晋的地位，而从唐初官方对于重修《晋书》的力度来看，李延寿这一举高东晋地位的作念法，也相宜那时官方对于东晋正宗地位简直定。
三 载记地位卑于纪、传
就纪传体史书的几种体例来看，本纪地位尊于世家，世家则尊于传记，而载记则卑于传记。
在二十四史中，只须本纪与传记是通盘史书中必不可少的体例，其他多样体例在各本史书中或有或缺。而载记这一体例在二十四史中则只见于《晋书》 这一例，这与《晋书》所要叙述史事的期间布景相干。载记这一称号，最早出自班固。班固在修撰 《东不雅汉记》 时，触及了两汉之际的浊世。两汉轮流之际，除了王莽、刘秀势力外，还存在着诸如平林、新市、公孙述、隗嚣等势力，因此班固专门树立了载记这一体例用来叙述他们的史事。
唐修 《晋书》 合计两晋时期的许多政权与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性质左近，因此摄取了班固的载记这一称号。
对于载记这一体例的特色，前代史家多有讲明。柴德赓先生在其《史书举要》 中合计: “载记虽按国别记述，仍是个东谈主传记，共七十八传。” 但也有许多史家合计载记这一体例更多的兼有本纪、传记乃至书、志等多种体例的特色，其中宋鼎峙合计载记乃是 “兼有纪、传的特色”，而陶新华合计载记 “其实是本纪、传记、志三种文学的空洞，一个国度的载记，本色等于该国一定时期的国别体全史”。
有种不雅点合计不错将《晋书》中的 “载记” 比较于《史记》中的“世家”，举例中华书局在其《史记》的出书阐明中便合计: “《晋书》改‘世家’ 为 ‘载记’。” 但也有许多学者不赞同这一看法，宋鼎峙合计世家在 “更猛进度上卑于 ‘本纪’ 而尊于 ‘传记’，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例目”。按刘知幾在《史通》中的讲明，世家乃是 “建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而《史记》中的世家亦以先秦期间各家诸侯以及汉初诸多有封国的将相公卿为主，但司马迁将孔子以及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列入世家之中，则明确知道了世家之地位高于传记。
另外皮《史记》中，本纪排辞世家之前，世家排在传记之前; 而《晋书》将本纪排在传记之前，传记排在载记之前，亦可见世家之地位尊于传记，而传记之地位尊于载记。另外唐代管辖者视西凉管辖者李暠为其远祖，而《晋书》在其传记部分树立有《凉武昭王传》，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树立《孔子世家》的宅心是相似的，可见在唐初诸公的不雅念里，传记之地位实高于载记。
另外班固 《汉书》 去除世家这一体例，将汉代的诸侯王皆入传记，其后诸多正史亦大多不见世家这一体例。柴德赓先生合计: “汉系妥洽帝国，又系中央集权国度，其诸侯王与春秋战国时期场地均权的诸侯天壤之隔，是以体例随时损益，自无不可。”刘咸炘在其《史体论》 里也握雷同的看法，他合计: “后之传国者，固有及十数世者，岂遂可为世家邪? 其不可为世家者，乃在受制京邑，从宦天朝，非复如古之各国，可为一国之法纪辛劳。”
至于《晋书·载记》 所触及之十六国政权，其天然不是 “受制京邑，从宦天朝”，但与先秦诸侯国相比，其形式又颇有不同。先秦各诸侯国之间虽迷惑陆续，但其立国，口头上大多亦是受王室分封而来。十六国政权大多系自强为王，况且经由秦汉数百年大一统政权的管辖，东谈主们的不雅念亦已不同于先秦之时。况且 《史记》 中的世家带有浓厚的褒扬色调，因此用世家来记述十六国史事并不是合适的聘请。
《晋书》莫得沿用世家这一带有赞誉含义的体例来记述十六国史事，反而使用载记这一体例，从编纂的技能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刘知幾对于此举亦有赞好意思; 而从批驳角度来看，此举亦标明了唐初诸公对于 《晋书·载记》 中所触及诸多政权的贬斥之意。
另外，欧阳修 《新五代史》 是另一部设有世家这一体例的正史。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将十国政权的事业列入世家的鸿沟，笔者合计这一作念法是分歧适的。相较于世家这一体例，载记似乎更适合于叙述十国的史事。
四 前凉、西凉不入载记
载记地位卑于传记的另一个璀璨，等于《晋书》对于十六国政权的区别对待。
十六国这一称呼出自北魏史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一书。自西晋永嘉战乱之后，朔方各族政权并起争雄，兵灾连绵，崔鸿《十六国春秋》 一书较早且较为好意思满地记述了这一时期朔方混战的情况，因此十六国这一称呼便迟缓为后东谈主所沿用，但本色上这一时期所建立的政权数目是多过十六之数的。崔鸿《十六国春秋》所列举之十六国乃是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成汉与赫连夏。
一般合计，唐修《晋书》 以十六国之事入载记，但将《晋书·载记》所记内容与崔鸿《十六国春秋》 所列之十六国进行对照，不错发现十六国并非全入载记这一体例，张轨所建立的前凉与李暠所建立的西凉并不在此之列。《晋书》 在其卷八十六与卷八十七专门设有 《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前凉与西凉之历代管辖者都附于传中，也等于说前凉与西凉之东谈主物不在载记之列，而是属于传记的鸿沟。
清东谈主王鸣盛合计: “张轨、李暠皆应入《载记》，因暠乃唐之先祖，不称名，改称其字，升入传记，于是聊援轨而进之，以配暠耳。轨尝称藩于晋，暠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据一方，改元建号，尚得为晋臣乎?”王鸣盛的这段话却也点明了《晋书》 将前凉与西凉另行贬责的原理，那等于在唐初修史诸公看来，前凉张氏与西凉李氏都是晋室的忠臣，他们的事业不应归入载记之列。
在唐初史家看来，前凉与西凉的共同之处好多，领先两个政权的建立者都是汉东谈主，且两者都曾上表尊奉南迁的晋室为正宗所在。如果说将西凉区别对待还不错讲明为唐皇室以凉武昭王一系为其祖宗，那么将前凉与西凉归为一类，则只可讲明为唐初史臣乃是以是否尊奉晋室为圭臬来分手十六国政权的。而 《张轨传》 与 《凉武昭王传》 终末的赞语也充分阐明了这极少。
《晋书·张轨传》 中修史诸公写谈: “三象构氛，九土平分。鼎迁江介，地绝河 。归诚晋室，好意思矣张君。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杖顺为基，盖天所祐。”而在 《晋书·凉武昭王传》 里他们则合计: “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虽微，乃诚无替。遗黎饮德，绝壤沾惠。积祉丕基，克昌来裔。”对比这两篇赞语，不错发现唐初史家合计前凉与西凉的创立者都是晋室的忠贞之臣，前凉张氏乃是 “归诚晋室”，西凉李氏则是 “王室虽微，乃诚无替”。
马铁浩《〈晋书·载记〉的正宗不雅过火成因》 一文合计: “《张轨传》与 《凉武昭王传》，以 ‘伪’ 入 ‘正’，不错说是伪史的 ‘僭越’。”这一不雅点是明显存在问题的，在相干 “正宗” 与“僭伪” 的问题上，他以我方的圭臬代替了《晋书》作家的圭臬，进而在此基础上冷漠了都备脱离 《晋书》 自己态度的论点。算计唐修《晋书》的正宗不雅应当以唐代修史诸公的不雅念为前提张开。后世部分学者对于 “前凉是否仍奉晋正朔、西凉是否为李唐鼻祖” 的质疑是否正确，也都涓滴不行影响唐初史家的不雅念。
况且刚巧相背，唐初史家修史时所秉握的不雅念，等于后世部分学者所质疑的这两点，不错说在编纂 《晋书》 的诸公不雅念里，前凉等于尊奉晋朔，而西凉也等于李唐的鼻祖，同期也尊奉晋室为正宗。《晋书》的《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并不是所谓的以 “伪” 入 “正”，因为这两者在 《晋书》 作家眼中，本就不是伪，《张轨传》与 《凉武昭王传》 的赞语依然说得很明确了，这两者乃是 “归诚晋室” 与 “王室虽微，乃诚无替” 的晋室忠贞之臣。
五 传文与论赞的批驳不一致
《晋书·载记》 在其引言中扼要先容了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枯荣的基本情况，而在引言的终末咨嗟谈: “提封宇宙，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东谈主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赢输，尽东谈主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罪魁云。”以罪魁来指摘刘渊，可见 《晋书》 作家对于这段浊世所握的抵赖作风。
相比于唐初史家在赞语里对于前凉张氏与西凉李氏的颂扬，各篇载记虽然也有确定十六国政权某些凸起君臣能力的叙述，但其史臣曰与赞语则大多语带贬斥。举例合计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政权乃是 “虽弄神器，犹曰凶渠”。而在 《刘曜载记》 背面的史臣曰里，唐初诸公更是赤裸裸地声称:“彼戎狄者，东谈主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
要是从史学表面的角度来交融这一好意思瞻念，那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家虽然在一些不雅念上不同于咱们当代史家，但他们一样也需要顺从史家的共同准则，在叙事时需要依据客不雅的史实。因此 《晋书·载记》的作家虽然对大部分十六国政权握贬斥的作风，但仍然在叙事时记录了某些凸起东谈主物的能力与善政。
六 不存在所谓的 “融伪史入正史”
马铁浩 《〈晋书·载记〉 的正宗不雅过火成因》 一文合计: “《晋书》 以‘载记’ 之体记述十六国史，融伪史入正史，赋存着史家对十六国历史简直定。” 这一不雅点其实是经不起探究的。
一般来说，正史与伪史这两个主见指的是中国古代目次学中对于史书的两个分类。不外马文中的 “伪史” 应当是指所谓僭伪政权的史事。“融伪史入正史” 指的是在正史中记述僭伪政权的事业。不外站在通盘这个词中国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晋书》的作念法并莫得什么坑害之处，更不行合计《晋书》对十六国政权握确定作风。
其实只须翻看 《晋书》 之前的正史，便不错发现中国古代史家并不会因为僭伪者的身份而在史书中忽视他们的事业。或者说马铁浩不雅念里的“伪史” 一直在 “正史” 的叙事鸿沟之内。
比如 《东不雅汉记》 虽然不在二十四史之列，但其算作东汉官方组织修撰的史书，其地位在唐往日一直较高，曾与 《史记》《汉书》 一谈被尊为“三史”。而 《东不雅汉记》 更是早于唐修 《晋书》 使用载记这一体例来纪录宽阔割据势力的史事。
另外，班固 《汉书》 的 《王莽传》 以整整三卷的篇幅胪陈了王莽的一世，况且还在其中使用了王莽的年号编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亦然如斯，范晔 《后汉书》 传记部分一样也有公孙述、隗嚣以及董卓等东谈主的传记。魏收的 《魏书》 除了传统的除番邦或是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类传之外，其 《魏书》 的卷九十六至卷九十九还以传记的体例注释纪录了被北魏视为僭伪或是篡逆的东晋南朝以及十六国诸政权的史事。而 《宋书》《南都书》一样也树立有 《索虏传》 与 《魏虏传》 等篇目。
由此可见，在正史中纪录诸多僭伪者的史事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司空见惯的好意思瞻念，中国古代史家并不会因为受到正宗不雅念的影响，而对客不雅的历史事实成心视若无睹。《〈晋书·载记〉 的正宗不雅过火成因》 一文同期合计: “虽然 ‘载记’体式脱胎于前东谈主，但在纪传体正史体例上， 《晋书·载记》 仍算一个创造。因为它是摄取世家之体而用载记之名，成为与本纪、传记比肩的一种体式，而不似 《东不雅汉记》 那样，以载记算作传记的补充”。
虽然载记与本纪、传记一样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之一，但正如本文前边部分所言，载记这一体例是卑于传记的。况且唐修 《晋书》 将十六国政权区别对待，将前凉、西凉政权划入传记鸿沟以示对这两者的褒扬，更是知道了 《晋书》 作家对于载记诸政权的贬斥作风。要是合计 《晋书》 以本纪、传记、载记这三种尊卑有序的体例将正宗与僭伪政权的史事共叙于一册书内值得颂扬，那么班固 《汉书》 将项羽、张良、王莽共入一书且同为传记的作念法是否意味着其正宗不雅念更为稀奇呢? 从史不雅角度来看，不错说唐修 《晋书》 以载记体例记述十六国史事，并莫得什么坑害性的稀奇。
唐修 《晋书》 专门树立载记这一体例将十六国政权的诸多事业从传记中剥离出来，单纯从史书编纂的技能角度来看是适合的，体现了唐初修史诸公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很是期间布景的深切交融，标明了唐初史家简略凭据史事的特色在史书体例上进行稳健的转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晋书·载记》 是值得赞扬的; 但栽培一种地位卑于传记的体例，同期将十六国政权区别对待，一部分归入传记，一部分归入载记，可见对于参预载记部分的十六国政权，唐初诸公握一种贬斥的作风。要是以当代史学不雅念为圭臬，则 《晋书·载记》 在正宗不雅等方面的稀奇兴味拦阻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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